謝百三：朱鎔基親任央行行長嚴打第四次通脹

——論1993—1995年之通脹

（一）小平南巡講話，像春雷震響

1992年，一代偉​​人鄧小平以八十八歲的高齡，決定南巡。他要看看，中國這艘巨輪的航向與速度。他內心隱隱不安，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會停下來，甚至會夭折。因為1989年夏天的政治風波，使一些中央與地方領導人誤以為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來了。鄧小平在1992年春天，風塵僕僕地來到上海、武昌、順德、深圳、珠海視察。他有很多話要講，他沿途一直在說：“黨的工作重心和基本路線100年都不能變。”“改革開放要堅持搞下去。”“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改革開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就只有死路一條。”“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機會，機會一轉眼就過去了。”“股票可不可以搞，可以大膽地試。資本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也可以拿來用。 ”“深圳的經驗證明我黨的特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你們要膽子大一點，思想再解放一些，要搞得快一點。”“發展是硬道理。”

在東方風來滿眼春之季節，《深圳特區報》連續發表多篇文章論“敢闖”。港澳台報紙篇篇轉載。黨中央政治局開會高度重視，決定將小平這些講話立即傳達到全國。這真像一陣陣春雷在一度“萬馬齊喑”的中國大地上震響。對全國各省市領導衝擊、震撼很大。全國一呼百應，各省熱烈響應。廣東、上海、安徽、山東、四川、江蘇、浙江聞風而動，全國齊上。 1992年，社會主義經濟中新一輪週期又開始了。這應該是極大的好事，但遺憾的是很快出現了“一放就亂”的局面。

（二）1993年經濟衝到高峰，出現嚴重通脹

1993年，中國經濟沖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大干快上，基建投資迅猛增加；社會總需求強力擴張，貨幣投放增發同比高達34%；信用更嚴重擴張。總需求又拉動了通脹。當時，出現了“三熱”：股票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具體的問題更加尖銳：

（1）大米從0.8元/斤上漲到1.6元/斤，雖然因此闖過了最難過的廢除糧票這一關，但卻引起了農副產品及相關產品價格全面上漲。由於大米、麵粉在商品價格中權重很大，結果化肥、農藥、豬肉隨大米、麵粉全面大漲。

（2）轉行增值稅試點，相當一部分企業將增值稅負擔加到最終商品上去了，又加劇了物價上漲。

（3）堅決地實行了外匯體制及管理體制的改革，先從1:5.7的官價放開，貶值。結果美元等外彙的市場調劑價大漲，竟然漲到1:11元人民幣。高估的外匯價格經不起支撐，不久回落到1:8一帶。這麼一上一下，一年中，多流入美元等外匯200億元，就會多投放基礎貨幣2000億元，這又加劇了通脹的推高。

（4）1994年，全國公務員加工資，並影響到企業工人加工資，增加了成本。

（5）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對原材料的上漲，採取水漲船高的對策，物價在新的高度上出現舊體系的複歸。

在這種情況下，從1993,1994,1995這三年通脹率越來越高，有兩個000093和000193的三年、五年期保值國債，發行時為100元，三年之後的1996年4月1日，竟然以171.99元兌付。即平均每年通脹率平均高達24%。全國處於一浪高一浪的浮躁的通脹之中，人心惶惶。

（三）朱鎔基親任央行行長，全黨反對通脹

以鐵腕手段、強有力工作作風著稱的常務副總理朱鎔基，對新的經濟周期全力支持，又在經濟學家吳敬璉等提醒下，對即將出現及後來果然發生的嚴重通脹，首先表現出了高度警惕，抱著嚴陣以待的態度。朱鎔基還在一次全國高校管理學院院長會議上批評一位大經濟學家說：“什麼通脹不是主要問題，我為了高通脹已到了食不甘眠不安的程度。”他於1993年6月，竟然讓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先靠邊“休息”，由他自己，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親自兼任央行行長，立即召開全國銀行行長工作會議，命令他們在三個月內，盡快地把搞“股票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的貸款收回來，否則，將追究各行行長的領導責任及個人責任。全國人民從央視中看到了當時全國銀行行長們大為震驚、面面相覷的尷尬一幕。

朱鎔基在黨中央支持下，嚴厲緊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整頓金融秩序；對極容易造成金融風險的“銀證合一”模式進行了堅決的改革，下令證券公司從各大商業銀行分離出來，並前後出台了16條措施。

面對著建國以來最兇猛，最嚴重的一次通脹，朱副總理果斷採納了經濟學家們的建議，對三年以上的長期存款，實行保值儲蓄。三年以前存進銀行去100元；三年以後通脹為三年前的172%了，那就補足到172元。實際上其經濟學意義就是零利率，即不讓老百姓吃虧。當時，中央、國務院、央行、財政部都實打實地按通脹率給三年以上存款、國債補足利率。老百姓揪緊的心一點一點地寬了下來。這在世界各國是罕見的。與此同時，對通脹率最敏感的國債期貨市場，出現了相信政府會兌現的以“中經開”為首及全國老百姓為一邊的“看漲派”及以萬國證券公司管金生、遼國發為代表的“懷疑派”，他們甚至暗中認為政府會作假，將通脹率人為造假壓下來及賴掉保值補貼幾十億，正反雙方在上海國債期貨市場上刀刃相見，倉位越積越大，巨量之倉位說明誰也不肯讓步的巨大分歧。 1995年春，發生了著名的國債期貨“327”事件，堅持錯誤的管金生竟又違規透支打壓期市，造成了萬國16個億的巨大損失。

朱鎔基親自趕到上海，果斷鎮定地處理此事，令全市銀行拿出錢來支持萬國證券，將幾百萬，幾千萬資金堆積如山地放在櫃檯上，半天時間穩定了證券市場，並很快關閉了國債期貨市場。 （管金生也以“證券之王”，幾天之間淪為領刑16年的階下囚）。

黨中央、國務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通脹非常重視及警惕。全國人大代表每會必提“反通脹”。中央在1994年11月28日起連開了5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並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反對通脹》。希望各省配合，通脹無論如何要控制，經濟又不能萎縮，GDP增速還能達到9%以上。

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雙緊縮”及全面的經濟、行政、計劃、市場各種手段的多管齊下局面中，改革開放以來的，也是建國以來最高最凶險之通脹，終於緩緩低了頭，通脹率終於降了下來。這幾年的通脹率分別是1992年為6.4%；1993年為14.7%；1994年為24.1%；1995年為17.1%；1996年為8.3%；1997年為2.8%；隨之而來的是中國遇到了百年未遇的通貨緊縮，1998年為-0.8%；1999年為-1.4%；2000年為0.4%；2002年為-0.8%。中國政府和經濟學家又投入到緊張的反通縮之中去。

作者：復旦大學金融與資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謝百三教授